随着新的一年到来，分析人士自然而然地将目光转向今年以及未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前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将会得出清晰的结论：过去三年总体表现远超欧美的中国经济，将在今年进一步加速增长，而西方经济体则将面临增长放缓局面。
然而，一些西方评论人士近来参与到不以事实为基础的宣传中，实在令人感到惊讶。在没有仔细研究经济现实的情况下，他们就公开声称：中国经济面临大问题，与之相比，西方经济体表现优异。比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中国经济看上去“在未来两三年间将会面临严重问题”。相反，他预测美国经济将会取得成功。由于他无视现实，还存在经济学常识错误，并且这类错误也曾在其他地方反复出现，我们有必要审视2023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前景。
供我们讨论问题的基础是新冠疫情期间已经发生的事实。疫情期间，中国经济总增速是美国的3倍、欧盟的5倍。从2019年到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14.3%，美国经济增长4.8%，欧盟经济增长2.8%，而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则收缩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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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将进一步加速增长，而西方经济体经济增速将放缓，取决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情况。最重要的短期因素是，过去两年间席卷西方经济体而被中国成功避开的通胀潮。当前的通胀形势意味着，美国和欧盟将在2023年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增速放缓，而中国则有足够多的空间来调控经济。
从2019年12月至2022年11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从4.5%下降至1.6%，而美国的通胀率则从2.3%一度猛增至2022年6月9.1%的最高峰，至今仍维持在7.1%的高位。欧元区通胀率从1.3%增长至10.1%。2022年，西方经济体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滞胀期，物价增长幅度是40年来最高的，而同期经济增速则下降了一半。
这是我们在预测2023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前景时非常重要的参考，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和欧美在实施经济调控措施的灵活度方面处于截然相反的位置。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升幅低，有实施经济调控举措的空间，而不会有高通胀的风险。
宏观经济因素以及中国制造商面临的价格趋势决定采取调控是必要的，而且将会发生。2022年11月，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3%。因此，即便是出于价格因素考虑， 中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既是可能的，也符合社会普遍期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由此一来，进入2023年的中国不仅已经在疫情期间实现比欧美更高的经济增速，同时也将有实施调控举措的空间。
欧美的情况恰恰相反，许多国家不仅消费者价格指数高，生产者价格指数的通胀率也很高，美国为7.4%，欧元区为30.9%。与此同时，美国的工资上涨速度也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由于消费者价格指数居高不下，生产者价格指数增长所导致的通胀压力持续增加，再加上工资上涨速度飞快，美联储已经没有空间实施任何经济刺激举措，或者短期的降息以及其他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控制住通胀。美国的货币供给正在减少，这是一个罕见的、紧缩的经济形势。
这些经济因素与新冠疫情防控因素相互关联。2022年年末，中国根据疫情新形势新任务主动调整优化了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提高了经济将在2023年迎来提升的预期。与之相比，美国很早之前便放弃防控，在新的一年也不会因此获得更多助力。
我们再来看长期趋势，克鲁格曼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之一是，据说中国无法提升居民消费，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并没有传递到普通家庭。
克鲁格曼的观点是基于错误的事实得出的，以至于引用这些观点都会令人感到难堪。进入21世纪，中国家庭和政府总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8.5%，是世界上最高的。与之相比，美国同一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中国家庭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为9%，同样也是全球最高的，美国仅为2.2%。中国的总支出和家庭支出增速都是美国的4倍多。不考虑两国居民生活水平基础差异，如果美国老百姓在过去20年能够与中国老百姓享受到差不多的生活标准增速，他们将会非常高兴。事实上，中国的消费者市场增速是世界上最快的，是美国的4倍多。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的长期增长会因为消费提不起来而陷入迟滞，考虑到他在其他场合也曾提到这个观点，我们有必要就此做个澄清。
克鲁格曼搞混了消费增长与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与人们的真实生活毫不相关。例如，中非共和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9.95%，而中国仅为54.3%。我们能就此判断中非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中国吗？或者，仅仅因为消费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超过中国，中国人就应该选择与美国相同的2%年均消费增长率，而不是本国的8.5%？与人民生活以及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是消费增速，而不是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
克鲁格曼的错误与美国创下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滞胀危机的错误密切相关。美国应对疫情的举措恰恰是克鲁格曼给中国开出的药方——简单提升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美国，这一比重从疫情之前的81.5%提升到疫情期间的82.3%。与此同时，美国的固定投资净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8%下降到了3.8%。伴随这一转变的是美国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潮，导致美国人民生活标准的严重下降。
消费并不等于生产投入，并不能够直接增加一国的生产能力。增加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会增加需求，但不会增加供给。投资会提升生产能力，因此可以增加需求和供给。从中长期来看，如果需求增加而供给跟不上，破坏性的通胀便会出现。美国在过去两年中推出的刺激政策包降低了该国经济的投资水平，将会减缓其长期增长。由此，中国经济的表现不仅在短期，而且将会长期优于美国。
英国《每日电讯报》也犯下了与克鲁格曼类似的错误，该报最近声称，“中国误读了2008年的雷曼兄弟危机，把它当作是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危机，然而受到更为严重伤害的是中国。”事实是，从2007年次贷危机的前夜开始，一直到2021年，美国经济增长了24%，欧盟增长了14%，而中国增长了177%。这凸显了西方评论人士观点的空洞，甚至不需要作深入分析便可以发现他们的错误，只需要将它们与很容易获取的公开数据做简单对比便一目了然。
事实清晰地证明，有关中国经济在2023年的表现，唯一不确定的是增速会有多快。而对美国经济而言，唯一不确定的是经济放缓的速度会有多快。过去3年，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超过西方一大截，这令人惊讶，但绝不是不合逻辑的事。（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由王晓雄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