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光明日报》整版刊发文章《大松山墓群：一部埋藏地下的“黔中通史”》。全文从“罕见的大型历史时期公共墓地”“贵州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的年代标尺”“西南边疆古代民族的历史画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案例”四个方面详细介绍了大松山墓群发掘的价值与意义。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具体报道如下：
大松山墓群出土的明代镂空牌饰 作者供图
大松山墓群出土的明代印章作者供图
大松山墓群出土的三组明代玻璃饰品作者供图
大松山墓群出土的隋唐六系罐作者供图
大松山墓群出土的宋代青瓷执壶作者供图
大松山墓群考古现场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贵州黔中地区，地处贵州乃至中国西南腹地的交通枢纽位置。从汉代开始，就有汉文化分别经南夷道、赤水河、乌江三条通道南下，在黔中地区汇集，再继续往南和西南方向延伸。后来，随着政治中心南移，从元代开始，东西向湘黔滇古道开始形成，黔中地区的交通枢纽位置更加凸显，成为东西南北文化交汇之地，因此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是为了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项目建设而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项目。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全面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35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取得重大收获，并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记录绵延1400年的黔中历史
大松山墓群可分为早晚两段四期。早段为两晋南朝和隋唐时期，共有墓葬155座，主要散布于大松山水库周围的斜坡地带，依山势排列，三两成群，墓向不一，表现为小聚集家族墓地形式。墓葬多为石室墓，墓室构筑规整，墓顶为券顶，有不少修筑了排水沟，部分有墓道。
晚段为宋元明时期，墓葬共2037座，形制包括石室墓、土坑墓两类。石室墓砌筑较随意，所用石料大而粗糙，顶部也由早期券顶变为用石板或条石横盖的平顶或叠涩顶(石条层层垒砌向外挑出的建筑形式，多用于塔、墓。——编者注)，未发现排水沟。墓葬主要密集分布在青松岭以西001县道两侧名为坟坝顶的斜坡区域，墓葬从早到晚，自东侧高处逐渐往西侧、西北侧低处扩展，呈现出公共大墓地的格局。
从坟坝顶可窥见大松山墓群的发展演变轨迹。坟坝顶区域东侧高处有两晋南朝时期墓葬1座、隋唐时期墓葬3座，呈现出典型的家族墓地格局。宋代开始形成公共墓地格局，80座宋代墓葬从坟坝顶墓地东侧往西和西南延展，墓向一致，分布规律。元代墓葬分布于宋代墓葬的西北侧，墓向与宋墓一致。宋元时期墓葬均不见打破、叠压关系。明代，坟坝顶墓地大规模发展。
自两晋南朝至明，坟坝顶墓地持续使用近1400年，浓缩了大松山墓群从两晋南朝和隋唐时期的家族墓地，到宋元明时期公共墓地发展转变的全过程。大松山墓群作为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历史时期墓群，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进程，比如见证了中央对云贵地区直接管理的“汉夷边界”东移，堪称一部埋藏于地下的两晋南朝至宋明时期的“黔中通史”。据此，建立了贵州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的年代标尺。
打开西南古代民族的历史画卷
大松山墓群出土文物达4000多件(套)，数量众多，材质丰富，包括金、银、铜、铁、锡、陶、瓷、漆木、玻璃、玉石等，并出土少量纺织品。文物类型多样，以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为主。生活用品主要有陶瓷器如釜、罐、壶等；金属器主要有铜釜、鍪(音“谋”，古代炊具。——编者注)、鐎斗等；漆木器主要有盘、碗、盒等。装饰品丰富，有金花片、发钗、珠子、银梳背等，还有锡、玻璃、琥珀、玛瑙、玉石、海贝等饰件。
这些数量众多、类型丰富、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器物，按一定的组合方式随墓主安葬，或摆放于墓室的前后两端，或置于棺内，或随身穿戴，体现了一定丧葬仪式和丧葬习俗。同时，也反映了“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客观写照，记录了黔中地区先民们富足、安宁、祥和的生活。
出土的罐、釜、鐎斗等生活用品，还原了墓主生前存放食物、炊煮、餐饮等的过程和生活场景。其他出土的器物中，漆盒是收纳的盛器；镜是女性装扮的必需；女性墓室频繁出现的铁剪与女红相关；钱币为市场交易的流通物；押章则体现了这里和谐的契约精神。
丰富的装饰品，则体现出当时黔中地区妇女对美的追求。发髻上插着悬挂串珠的超长铜发钗、装饰着精美的包银木梳，头上戴着缀满珠饰的头巾，颈间挂着漂亮的玻璃珠、海贝或带铃的管状铜项饰，手臂上有40多串臂钏，腕上是纹饰精美的手镯，指间有戴满十指的戒指，胸侧及腰间还有各种各样的挂饰……这些均展示了大松山、特别是坟坝顶墓地族群中妇女的审美观。
我们对炊煮器内的残留物进行了分析检测，以便了解坟坝顶墓地族群的食谱情况。12例个体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坟坝顶墓地族群的食物主要为稻类植物。少量个体显示其食物可能与玉米有关联，或为玉米等在贵州地区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证据，亦揭示出坟坝顶墓地明代墓葬数量剧增的原因之一。对炊煮器陶釜等残留物分析的初步实验数据显示，存在明确的豆类、植物可食用根茎和疑似黍亚科农作物。
通过文化元素分析，再结合文献和民族学材料，我们推测坟坝顶墓地居民的族属有可能是苗族。墓葬上，坟坝顶墓地显示出了石室墓传统；装饰上，坟坝顶墓地族群显示出头上喜欢装饰珠子、铃、插戴铜长发钗和银梳背，喜爱管状铜项饰、纹饰精美的铜戒指、手镯等传统，还出现牛角纹饰，这些均体现出浓郁的苗族文化特征。这一推测，也得到古DNA检测的支撑。通过对坟坝顶墓葬中两例明代个体古DNA检测分析可知，他们的遗传信息与现代南方汉族人群(以贵州、重庆等地西南汉族为代表)、现代苗族等已基本一致。
正是以上丰富的细节，活化了西南边疆古代民族的一个个生活场景，反映了该地区不同时期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的文化面貌，生动描绘出一幅长达1400年的历史画卷。
提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案例
大松山墓群有着1400多年的文化接续传承：有从早到晚一脉相承的石室墓传统；有较为稳定的随葬品组合和埋葬方式——以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为主，分别出土于墓室前后两端和女性墓主的上半身位置；有对珠饰、铜银装饰品等的持续崇尚和不变的审美情趣。这些均体现出其独特、稳定的民族文化面貌和地域特征。
大松山墓群的文化面貌也有着时代上的差异性发展，如墓室砌筑规整程度逐渐减低，石材由小变大，墓室由长变短，墓顶由券顶变平顶；早期有倒葬(贵州地区墓地均依山傍水，头在高处脚在低处称“顺葬”，反之称“倒葬”。——编者注)现象，晚期几乎以顺葬为主；随葬器物的生活用品组合呈简化趋势，而装饰品却逐渐丰富；宋元明时期墓葬有典型的毁器葬俗等。
大松山墓群出土器物，还反映出与域外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珠饰检测结果显示，早期珠饰有域外因素。南朝墓出土的玻璃珠，属于西方玻璃制造传统的钠钙玻璃，与南亚、东南亚等地区遗址发现的“太平洋珠”，具有相同的“拉制”工艺。南朝墓出土的琥珀小狮，源于欧洲或印度洋。明墓出土的海贝，来自热带海洋，其中晚期出土的海贝，来自马尔代夫的可能性很大。
大松山墓群出土器物，也体现出贯穿始终的汉文化元素。大松山墓群出土器物表现出早段以汉文化为主、地域文化为辅，晚段以地域民族文化为主、汉文化为辅的特征。无论如何，汉文化元素一直贯穿大松山墓群发展始终。检测结果显示，大松山墓群出土的晚期珠饰主要产于国内，基本使用国产的高钾高钙玻璃，颜色多固定在蓝、白、绿等较为单一的色系，采用的制作工艺也是中国传统的“缠丝法”。玻璃簧形管状饰和白色透明小圆珠，均来自山东淄博颜神镇的玻璃作坊遗址。南朝时期墓葬出土的铜鍪，与长江三峡地区有密切关系。隋唐时期的墓葬，出土了来自广西梧州的青釉四系瓷罐，还有龙泉窑高足杯、景德镇民窑青花瓷。此外，出土器物还表现出儒释道并重的宗教信仰。以上这些，均体现了该地与国内其他地方的文化交流，以及不同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动过程，是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案例。
(作者：周必素，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领队)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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